邓海建：企业不能在污染悬案前作壁上观

　　有人说，2013年才是中国的“生态元年”。从顶层设计中的“美丽中国”，到山东潍坊的地下水悬疑，今天的中国，第一次集体进入了生态环保敏感期。眼下，污水直排地下事件尚待进一步挖掘真相，地方企业排污又添新样本：上海一家苹果代工厂，被曝出河水污染一事；山东潍坊昌乐县一个造纸厂被指暗中地下排污。  

　　当河清海晏的生存环境，被五颜六色的污染所替代时，权力监管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问责对象。然而，对公权的苛责与对企业的关切，不应是舍谁取谁的关系。从雾霾到地表水，从土壤到地下水，污染事件首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我国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的20多年，我们熟谙了斯密的《国富论》，将逐利思维在市场交易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然而，当市场自发调节的手无法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那句话的精准——“经济学回到它的起点，就是没有办法离开道德”。听起来有些矫情的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吁求不得的“血管里的道德血液”。污水横流、毒气漫溢，这是无下限的逐利模式。而放眼国际社会，大企业之“大”，并不仅仅在于盈利能力：譬如美国英特尔，投资了超过一亿美元用于水资源保护计划，该计划帮助节约的水足够装满4615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英国巴斯夫，生产基地一直与周边相邻社区保持联系，共同分享信息并回馈他们的环境要求。  

　　肆无忌惮的污染，是企业人格化的失败，反过来说，也许是其工具理性的癫狂。在看得见的污染背后，必然对应着人文规则的溃坏。说得更直接一些，一个污水横流的企业，你能指望它的产品质量是“以人为本”的？你能判定其官商关系是清白无虞的？污染上的蛛丝马迹，对应着企业社会责任，更对应着企业的行为模式。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一直在传递一个常识：即一味宣扬“利润最大化”是危险的，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支柱之一的 “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人的行为与道德密不可分。对企业而言，理固宜然。  

　　当然，辨析今日中国的企业污染议题，除了主观上社会责任的缺失，客观上也是因为转型困难的倒逼。这是一个不容规避的现实：中国是“世界工厂”，却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粗放型企业不计其数，拼人力、拼规模，却不可能拼资本与技术。《2012年中国薪酬白皮书》称，全国各行业离职率中，制造业的平均离职率最高，达到35.61%，其次是综合服务业和工程建设行业，分别是34.84%和30.20%。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企业要素整合的能力，即便没有“融资难”作祟，在人力成本上也可见一斑。一旦遇到外部市场疲软，譬如2012年的欧债危机阴霾不散，加之美国连续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和“337调查”，出口依赖程度较深的中小企业，难免生存更难。但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社会生态环保的理念却不可能因之而止步，宏观经济转型的需求也是箭在弦上——“乱排污不对”，这道理人人都懂，但不排污，如何成活？  

　　事实上，在微博或平媒上被曝光的污染企业，基本是清一色的工业制造业。这也许是中国“发展中的烦恼”，也是亟待扭转的社会现象。权力部门自然要努力作为，而作为直接责任的企业，恐怕只有通过刮骨疗毒的方式去忍痛转型、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利润才会走得更远，而我们每个人都无可幸免的生态环境，才会有改善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