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是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对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体系和治理结构，是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战略选择。

　　重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沈坤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３０多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所伴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与问题，并在新形势下变得尤为尖锐和突出，比如能源高度消耗所带来的资源约束、出口高度依赖所带来的内需不足以及投资高度膨胀所带来的产能过剩等，这些问题都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颈。因此，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是新的发展时期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是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从增长的需求结构来看，应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稳定外需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消费扩大内需；在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和提升投资效益，并使投资主体逐渐由政府财政主导向民间资本主导转变，以实现投资的可持续性。

　　从增长的要素来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从以往过度依赖劳动和资本转变到主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应从以往过度依赖生产要素的粗放型投入转变到技术进步的密集型发展上，进一步改善要素组织效率，通过发展规模经济提升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此，主要应从研发能力、教育水平、技术引进以及产业支撑几方面来着重推进：

　　第一，增强社会研发能力。科技研发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应以提高社会研发水平为重点。这就要求建立健全以财政资金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建立健全产学研相结合的多元化研发模式，全方位增强社会经济主体的研发能力，多层次提高社会各行各业的研发水平。

　　第二，增加教育培训投入。教育培训是技术进步的保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应以提高教育培训水平为根本。这就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服务社会为导向，大幅度增加教育培训投入，大幅度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教育培训事业的科学发展，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

　　第三，加大技术引进力度。技术引进是自主创新的前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应以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为先行。这就要求继续深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的使用质量，优化进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结构；继续发挥政府在技术引进中的政策优势和企业在技术引进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技术引进水平。

　　第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应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撑。这就要求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促进新兴产业的跨越发展；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向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两端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兼顾发展现代农业和工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综合来看，研发能力的增强、教育投入的增加、引进力度的加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有赖于人才的大规模引进，因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人才支撑是关键。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应在具体工作中优先投入人才资金，各级财政应设立人才培养、引进和奖励的专项资金，并引导企业加大人才投入，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比重；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特别是发展创新型经济的需要，加快人才布局和结构调整，大规模培训各类人才，大力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一流人才；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坚持以用为本、人尽其才，落实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政策，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作者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刘晓博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不仅对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质变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于全新技术的全新产业，将会取代原有主导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也会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长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旦培育形成，就会在较长时间内先保持快速发展，然后平稳增长，推动经济持续繁荣。三是系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由密切联系的众多行业组成的产业体系，往往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的下游行业之间通过相互需求和供给而形成的一个集群式、协同式发展的新产业体系。这就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不仅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储备，而且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一般而言，只有当现有经济逐渐失去增长潜力时，战略性新兴产业才会应运而生。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旦发展起来，将会引发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和生产要素组合的深刻变化，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效果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国产业处于既有的国际产业链之中，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以及其他先发优势控制高附加值环节，我国只能以低劳动力成本、低自然资源价格以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进入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

　　在这样的国际产业链中，我国要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能沿着传统技术路线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由于我国在传统产业中的技术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对技术的主导和封锁，难以进入到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因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十分困难。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各种技术和产业模式都处于探索和竞争阶段，我国与发达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有些领域我国还处于领先地位。这样，通过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形成新的主导产业，进入国际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发生实质性转变。

　　通过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实际情况，将其与解决能源资源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结合起来，与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结合起来。国家应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规划，各地应遵循国家总体规划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加强相互间的协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以技术创新和应用为重心，推动要素投入结构转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就只能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因此，国家应以掌握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加速产业规模化发展为目标，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尤其是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掌握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大力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

　　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刘志彪

　　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充分重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ＧＶＣ）中的被“俘获”与“压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时突围等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ＮＶＣ）体系和治理结构，实现在国民消费需求支撑下的、由本土企业作为“链主”地位主导下的发展，是新一轮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机遇中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战略选择。

　　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对中国过去发展方式的冲击和考验，说明中国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继续维持在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发展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也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结构“失衡”，尤其是难以纠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所发生的严重不均衡。

　　“十二五”时期，中国扬弃过去实施的单一出口导向转而选择扩大内需的战略，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继续维持在ＧＶＣ底部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攀升ＧＶＣ高端的产业升级就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现在就摆脱主要由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ＧＶＣ分工体系，进行独立的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或者丢掉外需去开发内需，可能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有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新一轮发展机遇。这个两难选择表现为中国在与世界“再平衡”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时机把握、路径选择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发展政策选择的研究中，应注意到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那些融入ＧＶＣ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ＧＶＣ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ＧＶＣ低端后来却转型为构建根植于ＮＶＣ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比较顺利地出现了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据此，笔者认为，在ＧＶＣ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ＮＶＣ，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在微观层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实现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

　　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中国必须在微观层面上高度重视从被“俘获”的ＧＶＣ中突围的战略问题。在融入ＧＶＣ的基础上，中国尤其要重视重新构建基于内需的ＮＶＣ的战略问题。由在ＧＶＣ中的“承包、接包”变成“发包”，由低端变成高端，由“打工者”变成“老板”，由“制造”变成“创造”，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革命性变革。

　　重新构造基于内需和现代产业体系的ＮＶＣ，并不意味着要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出口导向逆变为进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基于内需，重新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平台。在融入ＧＶＣ的基础上重新构建ＮＶＣ战略，不是要放弃已有的国际市场需求和份额，而是要由依赖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外市场并重的协调发展道路。

　　在出口导向型发展转向依托于内需的发展方式下，ＮＶＣ的构建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性含义。现实中，中国制造企业仍然热衷于融入ＧＶＣ的出口导向发展，而对构建基于本国市场的ＮＶＣ持观望和谨慎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收入分配的结构、制度因素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等变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为此，笔者建议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第一，努力培育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支持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实现转型升级。依托本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和市场，培育本国的世界品牌，是世界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现阶段中国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哑铃型”的需求结构难以对品牌形成规模庞大的需求空间，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无法培养出ＮＶＣ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市场中有限的高端需求市场面临外资企业或跨国公司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就会丧失依托本国市场来培育ＮＶＣ中的领导型企业的空间，从而使中国企业构建完整ＮＶＣ的内在动力缺失，转而选择低成本竞争的出口战略。

　　第二，要千方百计地降低中国企业构建ＮＶＣ的制度成本。相对于国内市场销售，出口国外市场具有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学习效应、批量大且市场稳定等优势，这就使企业转向选择国外市场。此外，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大量同行企业采用挖关键技术人员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与复制行为，以低价格甚至恶性“杀价”方式与研发企业进行竞争。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构建ＮＶＣ以及由ＧＶＣ向ＮＶＣ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地方政府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作为“政绩晋升”的竞争手段，直接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整合成本，阻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国市场空间来构建ＮＶＣ的发展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发展加工贸易、大力推进国际外包仍然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的、具体的、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内容。因此，如何取得ＮＶＣ和ＧＶＣ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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