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培勇:着力打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硬仗
作者:mathz
日期:2013-02-18 10:11
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对于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种种矛盾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分配差距，主要是指分配的结果。另一是分配不公，指的是对造成分配不平等结果原因的判断。这两个问题，存在于所有经济体制和所有发展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前的中国，分配差距往往与分配不公高度关联。而分配不公，又与现实收入分配秩序的不太规范直接相关。事情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上，问题的根源，则存在于收入分配秩序的不规范之中。所以打造一个以公开透明、公正合理为特点的规范性的收入分配秩序，十分重要。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较大篇幅专门围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从“加快收入分配相关领域立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严格规范非税收入、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和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等六个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并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和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等四个主要目标。这意味着，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入手，矫正分配不公，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成为深化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曙光，已经初步呈现。
然而，鉴于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完成上述任务、实现上述目标，绝非一蹴而就。它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而且还必须有打硬仗的思想装备。以“牵牛鼻子”的思维透视围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的各项改革，至少如下几场具有基础意义的硬仗要首先打好：
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
应当说，对于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秩序，这些年，党和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规范性举措。《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办法》，即是两个突出的范例。这些办法，为建立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约束机制、推进职务消费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一步。
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领域，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比如，由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高管人员收入水平和职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由于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国际上的一般水平 ..
回复: 高培勇:着力打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硬仗
#1 [mathz 2-18 10:11]
其二，规范国有企业分配秩序。国有企业的分配秩序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在于它一方面牵涉市场机制的运行秩序，另一方面，它也关系到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秩序。故而要通过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与此同时，对于这些企业，要加强对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的监督，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确立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收入之间的合理比例。
规范政府部门收入分配秩序
发生在政府部门身上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非规范性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各种隐性收入之所以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
比如，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都有从企业、居民那里取得收入的行为，都有将直接取得的收入用之于支出的现象。也就是说，不仅财政部门从事财政性分配活动，其他的政府部门也在或多或少地从事财政性分配活动。正是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纳入统一管理体系的财政性收入，“三公”消费等失范行为才获得了便利的经济来源支持。
再如，尽管在名义上已经取消了所谓预算外资金，但在现实中，政府部门所取得的收入仍可以区分为一般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至少四个类别。其中，只有一般预算收入通过各级人大审批且可统筹使用，其余的几类收入，或是尚未进入各级人大审批视野，或是不能统筹使用而属于相关部门的“私房钱”。正是由于未全部纳入统一的预算视野，本属于同一性质的各种政府收入的收取和使用才会“政出多门”，乱收费、乱罚款、乱发补贴等各种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由此看来，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实行“釜底抽薪”——让政府部门同各种非规范性收入“绝缘”。为此，如下的两个行为规范必须明确并制度化：
其一，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和国际的通行规范，在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基础上，让财政部门将有关政府收支的事情统一管起来，不允许其他政府部门发生任何的以直接向企业、居民收钱为代表的财政性分配活动。
其二，按照十八大的精神，以实行全口径预算为目标，尽快作出相应安排，铲除各种游离于完整统一预算的财政性收入。不论是一般预算收入，还是基金预算收入，甚或其他任何别的什么名义的政府收入，除非特别需要，都要全部纳入各级人大的审批视野并实行统筹安排。
规 ..
#2 [mathz 2-18 10:11]
其三，6%左右的税收直接来自于居民个人，意味着可用于调节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空间极其狭小。它所能产生的能量，相对于它所锁定的调节对象——居民收入——而言，属于小马拉大车，心有余而力不足。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目前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故而可以认为，现行税制的缺陷以及由此派生的现实税收格局，系当下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卡脖子”地带。只有打下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才会有各种再分配手段的协调配合，才可能实施有助于“抽肥补瘦”目标的相关操作。
也正因为如此，《若干意见》提出了“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将这一改革任务付诸实施的基本路径，就在于通过税收改革，在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从而建设一个融间接税和直接税、企业法人纳税与居民个人纳税为一体的大致均衡的税收体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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