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４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２．８％（上年同月为下降１．５％），涨幅比上月扩大０．４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２．７％，农村上涨３％；食品价格上涨５．９％，非食品价格上涨１．３％；消费品价格上涨３．２％，服务项目价格上涨１．６％。
２．８％，不但创下今年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新高，也创下了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以来１８个月新高。这一数据已经高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２．２５％的０．５５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负利率为０．５５％。于是，“中国人民银行何时加息”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加息之剑是否应出鞘
余丰慧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同比上涨２．８％，距离国际通常认为的通胀警戒线和今年我国通胀率控制目标３％只有一步之遥。
推高消费价格指数的主角是食品，尤其是蔬菜的价格。今年４月份我国蔬菜价格平均走高２４．９％，蔬菜对物价总水平提高的贡献超过９０％，这点普通百姓感受最为直接。从去年年底罕见寒潮以来，蔬菜价格攀升到高位后，就一直没有下来。大蒜价格从攀升到每斤４元以后，已经连续１５个月在高位运行并且还在不断走高，由此带动辣椒、大葱等蔬菜价格也逐渐走高。
面对创新高的消费价格指数，面对已经逼近国际通胀警戒线和今年全年控制目标的消费价格指数，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通胀“天敌”加息之剑应该立即出鞘。确实，加息已经具备了许多“条件”。根据现在蔬菜价格变化情况，未来继续推高ＣＰＩ压力依然存在；国际大宗商品比如石油价格正在快速上涨；南方暴雨洪灾等自然灾害还在肆虐，对物价构成不小的冲击。同时，回收流动性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触到“天花板”，离１７．５％的最高水平只有０．５个百分点空间，余地已经非常有限。这就有了逼着使用加息手段的意味。似乎应对ＣＰＩ继续走高的货币政策手段只有加息一条路了。但是，笔者认为，即便如此，加息也应该慎之又慎，不到万不得已尽量避免使用。
从国际上看，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可能性在增大，美欧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标志着经济根本复苏尚需时日。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外需必然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使仍然对外需依赖程度较高的中国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茫然过大力度使用加息手段紧缩流动性，从国际经济环境看不是上策。从人民币汇率看，目前最佳选择是保持稳定，如果加息，必然使得人民币汇率走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会对外需起到制约作用，对出口企业带来打击，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从国内的经济看，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空前之大，已经对过分依赖房地产的地方经济增长造成一些影响，如果此时再选择加息，无疑对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从中国Ａ股行情看，走出了一波独立于世界股市的单边下跌行情。这种下跌即存在非理性的恐慌性抛盘行为，又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挟持股市以达到合谋绞杀楼市新政的目的。如果再选择加息，无疑对股市将造成巨大利空。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选择加息手段应该慎重，至少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货币手段应对通胀还有选择余地：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应该加大力度，对商业银行贷款要加大窗口指导，存款准备金率也可再提高０．５个百分点。（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通胀魅影重现 货币政策纠结 伊歌
今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统计数据都会挑动市场敏感的神经：公布前是“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竞猜”，公布后是“中国人民银行何时加息竞猜”。日前公布的４月份ＣＰＩ涨幅为２．８％，创下１８个月以来的新高，加息之议又起，有人甚至称“不排除立即加息的可能性”。中国人民银行４月份发布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提出“努力稳定价格总水平”，不少人理解为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加息派似乎正占上风。
在货币政策工具中，调整利率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去年１１月ＣＰＩ由负转正，央行就频繁使用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收紧货币政策，却至今仍按“息”不动，可见中国人民银行对加息慎之又慎。
ＣＰＩ是判断价格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并非惟一指标；央行拿捏政策工具，还要看生产价格指数（ＰＰＩ）、货币投放、信贷规模等一系列指标，更要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准确把握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中国人民银行按“息”不动，但ＣＰＩ涨幅已经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如涨势持续，实际负利率不但损害存款人的利益，还有可能诱使“存款搬家”，吹起资产价格泡沫。可是，加息又是刺激政策退出的强烈信号，表明经济增长基础稳固甚至有过热的风险，还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超低利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当下，中国人民银行拿捏货币政策实在是很纠结。于是，宏观调控不得不祭出各种“非常规”手段，比如通过“窗口指导”压缩银行的信贷规模，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要求防范银行的信贷风险，通过提高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压抑房地产价格飙升；如ＣＰＩ继续攀升，还有可能再次“微观调控”，用行政手段对部分商品和服务实行限价。
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是货币平减指数（广义货币增长率减去消费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经济过热的１９９３年货币平减指数为８．６％，２００８年为２．４％，但去年却高达２１．４％。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创造９．６万亿元的天量信贷，从货币供应到通胀浮现有一个传导过程，一般时间后滞６－１２个月。因此，如今通胀魅影重现并不意外，既符合理论逻辑，又符合市场实际。
正因如此，从去年年底开始，“管理通胀预期”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
货币政策放松事与愿违，收紧又很纠结，温家宝总理开出的药方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不能停顿，要继续深化”。这是深刻且到位的判断：一个无法将资金合理地配置到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不完整、不健康、不可持续的。天量的信贷流向房地产、大型央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等依然嗷嗷待哺，再次证明重信贷扩张轻金融改革、重刺激政策轻制度创新已经难以为继。（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不必把利率微调太当回事
晓彬
自中国经济形势好转，政府有意调整货币政策后，媒体一直预测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加息、何时加息。日前在中国人民银行今年第三次调高准备金率后，有关加息的议论又一次热闹起来。有人将这“要加还未加”的利率走势比为侯宝林相声里的那只还没落地的靴子，有人比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听着都有点儿吓人。
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上说，货币当局的武器库里用以调控宏观经济的有三大政策武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利率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公开市场业务是在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从而影响资金供应量，被认为是进行微调的轻武器；调整利率主要是通过调整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带动整个市场利率，被认为是中等火力的武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直接影响银行放贷规模，被认为是不可轻易启用的重型武器。前几年，当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准备金率时，有媒体评论说，不可轻易用这种猛药。中国人民银行高层人士曾出面解释说，按教科书上的说法，调准备金率是比较猛烈的做法，但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则是比较温和的做法。
看来，现在大家已经明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按西方教科书设计的，所以西方教科书上的猛药，在中国能变得“味微苦，性温”。不到半年，准备金率已经调了３次，似乎没引起多大震动。
从舆论看，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利率调整似乎才是真的重武器，引起媒体极大关注。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面对媒体关于是否加息的追问，笑答：“谁说要加息了？”真的大有当年格林斯潘在媒体面前对关键问题顾左右而言他的风范。可中国人民银行在加息问题上举重若轻的态度，似乎让调节利率真的成为轻易不用的重武器。
确实，在一些领域，只有加息能让很多人甚至普通老百姓感受到货币政策的效果。由于现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前景还不明朗，即使中国人民银行为防患于未然而加息，也不可能是大幅度的大动作。从以往经验看，很可能先以技术上的最小幅度——０．２７个百分点，试验试验加息效果。
这对能有１０万、８万元存款的百姓来说，意味着每年多得２００多元利息收入；对于欠下几十万元购房款的“房奴”来说，意味着每月多还百十元的房贷；对于在银行欠下１０亿元贷款的企业来说，意味着要少装一个水晶大吊灯。因此，即使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也不会对居民收入、消费、对企业贷款需求、对银行放贷业务规模，甚至整体的宏观经济调整形成强烈的影响。人们不必把可能发生的利率微调太当回事。
至于利率调整对股市的影响，则比较复杂。从传统的理论上说，股票价格是股息收入的资本化，与存款利息反相关。可各种经济理论、现实的经济形势与中国股市的相关性有多大？实在是谁也说不清。股息和股价的关系更是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中国股市的涨涨跌跌没有多少是“理性的繁荣，理性的萧条”。
那么，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到底有没有猛药呢？当然有，只是编写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人还没来得及写进去。例如，监管部门可以对各银行的信贷比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有论者曾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指标可以具体化落实到各大银行；有报道说，地方政府债已经达到数万亿元的规模，其中八成是银行贷款。如果管理层在这些方面有所动作，对市场上的流动性、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从目前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在这些方面会出现什么大动作。
